陈华和他的“鑫超马戏团”又要出发了，大篷、桌椅、道具、演员，甚至还有一头狮子和黑熊，统统装进了一辆二手集装箱里。
陈华靠在副驾上，不时嘬几口香烟，作为团长，这是他难得的休息机会这辆卡车驮着8个人的生计，从北到南，跨越四季，行驶在高速、国道，或者乡间小路上，点亮地图上一个个知名或不知名的城镇、乡村。现在，下一个目的地，还有100公里。
入行42年，陈华换过六七辆车，车轮轧过的路越来越宽，台下观众换了几代人。可任凭外界怎么变化，这个草台班子一直都在杂技江湖里，守着行当的规矩。陈华想要确保，那些跟着他，半生都在“高空”的团员们，能够平安“落地”。
今年以来，手机里陆续弹出关于马戏团的杂技演员表演时出事故的新闻让陈华隐隐担心。生在杂技世家，陈华清楚这个古老的行当，对“惊险”与“安全”的精准拿捏，早就融进那些言传身教的规矩或禁忌里。但现在，在自己的杂技团行至暮年之时，他不得不承认，“江湖变了。”
午后的华北平原单调寂寥，大篷里则是另一个世界，亮橙色的座椅、明黄色的舞台，一排氛围灯亮起时五彩斑斓。陈华把音响按开，一秒四拍的重低音开始震颤。
狮子笼装进小货车，在周围巡回揽客，演员牵着猴子和山羊在篷布外面接应。没过一会儿，一圈圈的人就聚拢了过来，骑着三轮车的大爷后座拉着小孩，刚从集市回来的大娘手里还提着菜，陈华站在门口，不厌其烦地回答着，“20，20，票价20。”
演出开始，动物是吸引人的焦点，杂技部分则显得冷清。传统节目满足不了观众的胃口，抛球、转盘子、晃杆，演员在台上演得卖力，场下意兴阑珊，低头刷手机，少有回应。
直到“高空绸吊”节目的音乐声响起，陈涛登场，他单手抓着绸缎升空、飞旋，手臂肌肉紧绷。他今年39岁，在杂技行当算是个高龄演员，“练功”将近三十年，升起的瞬间他仍感到了一阵眩晕。
“高空绸吊”是团长陈华近些年才引入的节目，之前只有大型杂技团才有能力承接这种空中表演，十几个人互相配合抛接，下设安全网，做“空中飞人”，讲究的是配合默契和整体协调。如今，观众越来越挑剔，“鑫超马戏团”不得不做更冒险的尝试受限于场地和设备，他们的绸吊不绑安全绳，“绑上没法做动作”，也不设安全网，“有安全网不方便起降。”手腕上系着的死扣，就是陈涛在高空中唯一的安全措施。
压轴的动作里，陈涛一手抓绸缎，一手拉一根红绳，搭档仅用脖子挂住红绳带动身体在空中旋转。这是为数不多能让观众屏息凝神的时刻，陈涛咬着牙，手里的绸缎被扯紧，传递来搭档做动作时的力道。常年的表演，他的手腕破皮、出血，直到磨出厚厚的老茧，夏天时总会瘙痒。
“节目惊险，观众买账，杂技演员才有饭吃。”陈涛说，狮子、狗熊观众见得少，新鲜，出场就有人叫好，“人戏”尤其难演，“光有功夫不够，还得能让人捏把汗。”
陈涛在空中翻腾时，团长陈华就坐在后台的箱子上，注视着场上每一个动作。绸缎与滑轮的交接处和起降电机的操作手，是他格外关注的细节。
陈华今年57岁，过了演杂技的年纪，但仍是全场最闲不住的人。团里最年轻的演员也年近四十，陈华时常感叹自己和杂技团正在衰老。这家杂技团曾经有30多人，现在演员只剩4个，另两位演员朱国珍和李丙照是对夫妻，都已经超过50岁，再上不了高空，只能“落地”，用各自的“绝活”撑起职业生涯末期。
朱国珍演顶大缸，已经变形弯曲的双腿得撑住两人一缸将近二百斤的重量，李丙照演马术，忍着腰背疼痛在飞奔的马上倒立。
陈华发现，最近几年，一些年轻的马戏团争着把节目变得更刺激，连演员出场都要先翻几个空翻。他跟不上这些变化，马戏团棚子旧了，放不下大型的演出设备，演员老了，上不了更惊险的项目。因为节目过时，他接不到大活儿，只能在乡村的庙会间流动，三五天换一个地方。
陈华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2019年，儿子陈超带着年轻的演员“自立门户”，成立了自己的马戏团，现在已经颇具规模。
陈超团的演员更年轻，在这里，传统的“高空绸吊”已经压不了轴，换成了更惊险刺激的“死亡飞轮”几个演员在数米高的空中，相互配合着在飞轮上跑动、后仰，甚至跳绳，演到最后，他们蒙住眼睛，一会儿突然跳起，一会儿假装摔倒，让身体120度仰过去，引得观众一阵阵惊呼。
陈华看过几次儿子马戏团的演出，他看着场下观众拿着荧光棒，随节目欢呼，跟着音乐摇摆，“好像参加演唱会似的。”
跑了几十年的江湖，陈华意识到，这个曾经相对封闭的行当，如今正在被市场力量改变。他服老，承认已经无力追赶时代。他对儿子的尝试充满期待，但也本能地对“新”事物保持警惕这个行当存在至今的要义是规矩和传统，而逐利的市场，有时带来的是一种松动、瓦解的力量。
“家”是陈华十几年前花12万元买来的二手集装箱。改造后，这辆卡车承载起了杂技团所有的人和家当车厢前段是“团长单间”，床铺在里侧，铝合金窗户下是一张低矮的“办公桌”，墙上挂满了碗筷、零食、生活用品和救急的药；往后是“员工宿舍”，放着几张高低床，晚上演员和工人在这里休息，赶路时，这里总会充满烟味和说笑声；车厢中段是“仓库”和“厨房”，塞满了杂技团的桌椅、道具。最后是动物们的“宿舍”，狮子“太子”和没有名字的黑熊，以及一只猴子和一只山羊隔着笼子，和睦地共处一室。
儿子陈超的卡车也是类似的布局。对于杂技团的演员们来说，演出是短暂的，更多的时候他们都是与卡车为伴，过“在路上”的生活。
等到了目的地，陈华把卡车停在大篷前，再将货箱两侧的挡板放下，形成前后两个斜坡供游客通行。车身挂上马戏团的宣传板，顶部支起闪烁的灯牌，卡车又摇身一变成了个临时的售票处。
一场农村庙会三四天的演出下来，陈华能收入3万-5万元。而近几年流行起来的包场演出，或者各种庆典活动的出手要阔绰得多，10天能收入25万元。
收入可观后，入局者也多了起来。最近的十几年里，过去那种大规模、需要固定场地的杂技演出因为门槛太高，逐渐没了市场，商演、拼盘演出和小规模流动巡演的杂技团成了主流。
陈华发现，如今出去接活儿时，高空、地面、驯兽节目都是基本要求，“没有保护措施”也逐渐成了卖点，甚至有的合作方会在合同上写明“高空杂技需要没有保护”。
陈涛也曾听同行说过，有些小型演出中，主持人会不断喊出演员“无保护，刺激”。也有演员在高空中故意打个趔趄二手集装箱，佯装要跌落，引得观众惊呼。还有一些绸吊表演，演员升至六七米的高空，在高空中突然撒手，任由自己头朝下坠落，“掐准在离地面只有一个脑瓜尖距离的时候停住。”
过去团体演出中的“绸吊”“吊环”等单人、双人动作被独立出来，这些项目所需的设备简单，甚至可以在室外用吊车实现，不受场地限制。但吊车不匀速，也不稳定，给高空项目带来了不小的安全隐患。
除此之外，大批新杂技团的涌入让市场竞争变得激烈，有马戏团老板为了压低价格，想方设法节约成本，团里不聘用长期演员，也不驯兽，只拉大篷，走到哪里就雇佣当地的演员做临时的拼盘演出。临时拼盘的演员间缺少默契和信任，甚至少有沟通很多新入场的从业者都忽略了，这是杂技行业赖以生存的内核之一。
在这股“小型化”“灵活化”的潮流中，陈华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但对自己的马戏团，陈华并不担心，他总说“能把这行做下去，都得学会和危险共处。”
“干这行就没有身上不带伤的。”李丙照说，他学艺时师父常告诉他，一个节目练到八成的把握，算学会，练到九成，就可以登台，十成把握的节目不存在。
杂技本就追求惊险刺激，舞台上又变数众多，手心的汗水、地面的湿度、设备的状况、演员的身体状态，甚至心情都可能对演出有决定性的影响。
李丙照曾经表演马术时因地板湿滑，马打滑跪在了地上，人甩了出去，肩膀撞到错位。前几年上绸吊，滑轮脱落，他从三米高的高空坠下，腰着地，一年没能再演出。妻子朱国珍蹬桌子的时候桌子曾砸到腿上，疤痕至今清晰可见。
团里的演员都清楚，干这一行，风险不言自明，但他们也在用整个职业生涯去学习掌握，如何让风险变得可控。
更多“让风险可控”的方法来源于经验，下雨天在大篷旁堆一排土，防止雨水渗进场地打滑，演高空杂技前在滑轮与绸缎间系一根游丝二手集装箱，防止绸缎脱落。即使真的不小心掉下来，也利用腰腹的力量控制着地的方向，保护头部和脊椎。
出生在马戏世家，干了40多年马戏的陈华见证着这个行业的浮沉。上世纪80年代跟着舅舅的马戏团跑江湖时，马戏是家家户户都没见过的稀奇玩意，一开演，村里的老人就都围到入口提着鸡蛋和蔬菜求张门票。那时候场地还是露天的，没买票的年轻人坐树上、爬房上。演到一半，听到远处有响声，才看到是房上的年轻人掉了下来。
后来马戏不再那么稀奇，却仍是乡村枯燥的生活中少有的调剂。赶上庙会，集市上比过年都热闹，一家好几口一起挤进马戏大棚，“演啥都能听到一片叫好。”
再后来，电视和录音机逐渐普及，追求时髦的风气从城市刮到了乡村。新成立的歌舞团抢了风头，成了农村庙会的主角。一旁的马戏大篷不再是唯一的消遣方式，“不够时尚”，去的人越来越少，马戏也就渐渐走了下坡路。
等到2010年前后，部分歌舞团因演出内容低俗被取缔，生意渐渐难做，到各地演出审批困难，马戏团又重新成为了庙会里的主角。那时恰好赶上房地产开发高歌猛进，几乎到每座城市，都有新楼盘、城市广场要办宣传典礼，马戏热闹、刺激，成了这类活动的宠儿，不少歌舞团老板改行开马戏团。
绸吊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新兴起的杂技节目。十几年过后，近期发生的多起事故，也集中在这个节目。
没有演出的日子里，陈华也不愿闲着，他一遍遍走进大篷检查安全措施，看有没有积水，门口的灯板亮不亮，或是坐在房间里观察两个工人有没有认真刷锅。谨慎是身边人对陈华最直观的印象，陈华说，这都是他“跑江湖”的最宝贵经验。
“带马戏团跑江湖讲究天时地利人和，道理简单，但跑明白的不多。”追求天时好理解，夏秋季不去沿海，春季不去内蒙古，冷时不去山阴，涝时不跑河边，要避风、避寒、避暑。追求地利则需要费些心思，去的地方太小，居民穷，没钱看马戏，地方太大，同行又都来过，马戏常有，也没人看。
制定路线前，陈华习惯拿着地图描画，总体上“哪富去哪”，细节上“不走大路，专穿村镇”。陈华上世纪80年代跟着舅舅跑江湖时，他们爱去跑东北，那边厂子多，工作稳定，“年轻人有闲钱，好面，看杂技一来一大帮。”
接近农历八月十五时，就从东北往南折返回华北，刚好赶上农闲，农民收完了庄稼，马戏场场爆满。等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马戏团就很少往东北跑了，陈华常跟着舅舅去北京，在清河和沙河附近搭棚演出，那时候外来人口多，都在附近扎堆住，兜里有钱，一张票能卖五块钱。
陈华说，带着马戏团跑江湖，最重要的是和人打好关系。如今，人情规则在马戏江湖中逐渐消隐，“出门在外，更多是走审批、签合同。”台下的观众也变成了“一老一少”的留守祖孙们，很少会出现棘手的冲突。
陈华也少了许多“江湖气”，他戒了酒，渐渐不愿意参与饭局，更多时间都抱着手机刷短视频。跑了半辈子江湖，到了职业暮年，慢下来的陈华感受到马戏团的封闭和孤独，远离家人，少有朋友，想说话却找不到人。
干了一辈子马戏，李丙照也常觉得马戏的江湖像座围城。年少时身体好，挣钱也快，还能脱离枯燥的农耕生活。但到了三十几岁，透支的身体开始一点点显现出来，腰不再挺拔，肌肉也不再有力，刮风下雨时几处关节不争气地疼痛。
李丙照也想过换种生活。疫情三年，马戏团一度接不到演出。他去工厂打工，但没有学历，也没有经验，熟练工种做不了，只能拧螺丝，一坐一整天，回家的时候腰疼难忍，他才发现自己已经逃不了了。
他最终接受了这样的人生。没有演出的时候，他拿出平时放在卡车里的自行车，载着朱国珍去集市上遛弯，和庙会里的其他摊主闲聊，生活也悠闲自在。他唯一担心的是不知道自己的身体还能演多久的马术，在那之前，他想和妻子一起把孩子的结婚钱攒出来。
在更年轻的陈超团里，演员王天源也曾试图摆脱这种封闭的生活，他辞去杂技团的工作，去电子厂打工，但同样受不了每天坐14个小时，上厕所都要报备，“过得像机器一样”，又回到了马戏团。
这个年轻的杂技演员今年26岁，已经演了十几年的高空杂技，他说自己越来越感受不到升空和失重带来的刺激，就连在高空中旋转翻腾也毫无感觉，与同龄人去游乐园的时候，他一遍遍坐过山车和跳楼机，试图感受久违的失重感，“但完全感受不到，现在我特别想去跳伞和蹦极”。王天源说。
陈超27岁，穿一身休闲服，刘海蓬松，长得有些稚气，总是一副笑呵呵的模样。有些陈华传下来的老理，他记得很牢，十几岁的时候他因为有观众逃票和观众争执起来，被父亲打了一个耳光，从此他记住做马戏团要包容，和气，不能动火，他也记得陈华对安全的要求，坚持不让马戏团接用吊车吊绸吊的活，也总劝演员少去拼盘演出，每次演出前，他总像父亲一样把舞台的前前后后检查个仔细。
只是如今，陈超有时记不清父辈传下来的老规矩和他们津津乐道的“跑江湖”的故事了。马戏的江湖不一样了，陈超深谙这个时代的“江湖”规则，他不再需要“中间人”，自己也可以弄得明白审批演出的程序。他随车带着打印机，为的是签合同走审批时能随时修改、打印。他重视安全，总把“行业的良性发展”挂在嘴边。他喜欢向重要的客人展示马戏团取得的各种许可和证件，那是他区别于父辈们“草台班子”的明证。
这对父子遵循着各自的“江湖之道”，延续着他们的家族事业。在陈华的“鑫超马戏团”开演的同一个傍晚，一百多公里外，陈超年轻的“鑫超”也打亮了灯牌。这里是完全不同的一番景象：贩卖的饮料装进了小熊形状的杯子，后台的幕布嵌着亮闪闪的金丝，就连原本舞台和观众席之间的安全铁笼都换成了细密的弧面笼网。
演出开始前，环绕的音响放着流行音乐。这是一场更年轻、更吸引人的表演，狗熊踩上了平衡车，演员在场上不停地和观众互动，即使是中场搬道具的间隙，也有小丑出来给小朋友吹气球。
在杂技世家长大的陈超，还想带着这个年轻的马戏团做很多事，往近点说，他想把马戏团的塑料座椅全换成和电影院一样的软席，往远说，他还有很多畅想，他想和社区合作搞演出，和报社合作搞宣传，再“雇个博士生研究策略”，这是他心中马戏团“良性发展”的道路稳定、正规、优质。即使在传统马戏渐渐衰落的今天，这个乐观的团长仍确信，自己和这个年轻的团队将是马戏未来的一角。
陈华和他的“鑫超马戏团”又要出发了，大篷、桌椅、道具、演员，甚至还有一头狮子和黑熊，统统装进了一辆二手集装箱里。
陈华靠在副驾上，不时嘬几口香烟，作为团长，这是他难得的休息机会这辆卡车驮着8个人的生计，从北到南，跨越四季，行驶在高速、国道，或者乡间小路上，点亮地图上一个个知名或不知名的城镇、乡村。现在，下一个目的地，还有100公里。
入行42年，陈华换过六七辆车，车轮轧过的路越来越宽，台下观众换了几代人。可任凭外界怎么变化，这个草台班子一直都在杂技江湖里，守着行当的规矩。陈华想要确保，那些跟着他，半生都在“高空”的团员们，能够平安“落地”。
今年以来，手机里陆续弹出关于马戏团的杂技演员表演时出事故的新闻让陈华隐隐担心。生在杂技世家，陈华清楚这个古老的行当，对“惊险”与“安全”的精准拿捏，早就融进那些言传身教的规矩或禁忌里。但现在，在自己的杂技团行至暮年之时，他不得不承认，“江湖变了。”
午后的华北平原单调寂寥，大篷里则是另一个世界，亮橙色的座椅、明黄色的舞台，一排氛围灯亮起时五彩斑斓。陈华把音响按开，一秒四拍的重低音开始震颤。
狮子笼装进小货车，在周围巡回揽客，演员牵着猴子和山羊在篷布外面接应。没过一会儿，一圈圈的人就聚拢了过来，骑着三轮车的大爷后座拉着小孩，刚从集市回来的大娘手里还提着菜，陈华站在门口，不厌其烦地回答着，“20，20，票价20。”
演出开始，动物是吸引人的焦点，杂技部分则显得冷清。传统节目满足不了观众的胃口，抛球、转盘子、晃杆，演员在台上演得卖力，场下意兴阑珊，低头刷手机，少有回应。
直到“高空绸吊”节目的音乐声响起，陈涛登场，他单手抓着绸缎升空、飞旋，手臂肌肉紧绷。他今年39岁，在杂技行当算是个高龄演员，“练功”将近三十年，升起的瞬间他仍感到了一阵眩晕。
“高空绸吊”是团长陈华近些年才引入的节目，之前只有大型杂技团才有能力承接这种空中表演，十几个人互相配合抛接，下设安全网，做“空中飞人”，讲究的是配合默契和整体协调。如今，观众越来越挑剔，“鑫超马戏团”不得不做更冒险的尝试受限于场地和设备，他们的绸吊不绑安全绳，“绑上没法做动作”，也不设安全网，“有安全网不方便起降。”手腕上系着的死扣，就是陈涛在高空中唯一的安全措施。
压轴的动作里，陈涛一手抓绸缎，一手拉一根红绳，搭档仅用脖子挂住红绳带动身体在空中旋转。这是为数不多能让观众屏息凝神的时刻，陈涛咬着牙，手里的绸缎被扯紧，传递来搭档做动作时的力道。常年的表演，他的手腕破皮、出血，直到磨出厚厚的老茧，夏天时总会瘙痒。
“节目惊险，观众买账，杂技演员才有饭吃。”陈涛说，狮子、狗熊观众见得少，新鲜，出场就有人叫好，“人戏”尤其难演，“光有功夫不够，还得能让人捏把汗。”
陈涛在空中翻腾时，团长陈华就坐在后台的箱子上，注视着场上每一个动作。绸缎与滑轮的交接处和起降电机的操作手，是他格外关注的细节。
陈华今年57岁，过了演杂技的年纪，但仍是全场最闲不住的人。团里最年轻的演员也年近四十，陈华时常感叹自己和杂技团正在衰老。这家杂技团曾经有30多人，现在演员只剩4个，另两位演员朱国珍和李丙照是对夫妻，都已经超过50岁，再上不了高空，只能“落地”，用各自的“绝活”撑起职业生涯末期。
朱国珍演顶大缸，已经变形弯曲的双腿得撑住两人一缸将近二百斤的重量，李丙照演马术，忍着腰背疼痛在飞奔的马上倒立。
陈华发现，最近几年，一些年轻的马戏团争着把节目变得更刺激，连演员出场都要先翻几个空翻。他跟不上这些变化，马戏团棚子旧了，放不下大型的演出设备，演员老了，上不了更惊险的项目。因为节目过时，他接不到大活儿，只能在乡村的庙会间流动，三五天换一个地方。
陈华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2019年，儿子陈超带着年轻的演员“自立门户”，成立了自己的马戏团，现在已经颇具规模。
陈超团的演员更年轻，在这里，传统的“高空绸吊”已经压不了轴，换成了更惊险刺激的“死亡飞轮”几个演员在数米高的空中，相互配合着在飞轮上跑动、后仰，甚至跳绳，演到最后，他们蒙住眼睛，一会儿突然跳起，一会儿假装摔倒，让身体120度仰过去，引得观众一阵阵惊呼。
陈华看过几次儿子马戏团的演出，他看着场下观众拿着荧光棒，随节目欢呼，跟着音乐摇摆，“好像参加演唱会似的。”
跑了几十年的江湖，陈华意识到，这个曾经相对封闭的行当，如今正在被市场力量改变。他服老，承认已经无力追赶时代。他对儿子的尝试充满期待，但也本能地对“新”事物保持警惕这个行当存在至今的要义是规矩和传统，而逐利的市场，有时带来的是一种松动、瓦解的力量。
“家”是陈华十几年前花12万元买来的二手集装箱。改造后，这辆卡车承载起了杂技团所有的人和家当车厢前段是“团长单间”，床铺在里侧，铝合金窗户下是一张低矮的“办公桌”，墙上挂满了碗筷、零食、生活用品和救急的药；往后是“员工宿舍”，放着几张高低床，晚上演员和工人在这里休息，赶路时，这里总会充满烟味和说笑声；车厢中段是“仓库”和“厨房”，塞满了杂技团的桌椅、道具。最后是动物们的“宿舍”，狮子“太子”和没有名字的黑熊，以及一只猴子和一只山羊隔着笼子，和睦地共处一室。
儿子陈超的卡车也是类似的布局。对于杂技团的演员们来说，演出是短暂的，更多的时候他们都是与卡车为伴，过“在路上”的生活。
等到了目的地，陈华把卡车停在大篷前，再将货箱两侧的挡板放下，形成前后两个斜坡供游客通行。车身挂上马戏团的宣传板，顶部支起闪烁的灯牌，卡车又摇身一变成了个临时的售票处。
一场农村庙会三四天的演出下来，陈华能收入3万-5万元。而近几年流行起来的包场演出，或者各种庆典活动的出手要阔绰得多，10天能收入25万元。
收入可观后，入局者也多了起来。最近的十几年里，过去那种大规模、需要固定场地的杂技演出因为门槛太高，逐渐没了市场，商演、拼盘演出和小规模流动巡演的杂技团成了主流。
陈华发现，如今出去接活儿时，高空、地面、驯兽节目都是基本要求，“没有保护措施”也逐渐成了卖点，甚至有的合作方会在合同上写明“高空杂技需要没有保护”。
陈涛也曾听同行说过，有些小型演出中，主持人会不断喊出演员“无保护，刺激”。也有演员在高空中故意打个趔趄，佯装要跌落，引得观众惊呼。还有一些绸吊表演，演员升至六七米的高空，在高空中突然撒手，任由自己头朝下坠落，“掐准在离地面只有一个脑瓜尖距离的时候停住。”
过去团体演出中的“绸吊”“吊环”等单人、双人动作被独立出来，这些项目所需的设备简单，甚至可以在室外用吊车实现，不受场地限制。但吊车不匀速，也不稳定，给高空项目带来了不小的安全隐患。
除此之外，大批新杂技团的涌入让市场竞争变得激烈，有马戏团老板为了压低价格，想方设法节约成本，团里不聘用长期演员，也不驯兽，只拉大篷，走到哪里就雇佣当地的演员做临时的拼盘演出。临时拼盘的演员间缺少默契和信任，甚至少有沟通很多新入场的从业者都忽略了，这是杂技行业赖以生存的内核之一。
在这股“小型化”“灵活化”的潮流中，陈华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但对自己的马戏团，陈华并不担心，他总说“能把这行做下去，都得学会和危险共处。”
“干这行就没有身上不带伤的。”李丙照说，他学艺时师父常告诉他，一个节目练到八成的把握，算学会，练到九成，就可以登台，十成把握的节目不存在。
杂技本就追求惊险刺激，舞台上又变数众多，手心的汗水、地面的湿度、设备的状况、演员的身体状态，甚至心情都可能对演出有决定性的影响。
李丙照曾经表演马术时因地板湿滑，马打滑跪在了地上，人甩了出去，肩膀撞到错位。前几年上绸吊，滑轮脱落，他从三米高的高空坠下，腰着地，一年没能再演出。妻子朱国珍蹬桌子的时候桌子曾砸到腿上，疤痕至今清晰可见。
团里的演员都清楚，干这一行，风险不言自明，但他们也在用整个职业生涯去学习掌握，如何让风险变得可控。
更多“让风险可控”的方法来源于经验，下雨天在大篷旁堆一排土，防止雨水渗进场地打滑，演高空杂技前在滑轮与绸缎间系一根游丝，防止绸缎脱落。即使真的不小心掉下来，也利用腰腹的力量控制着地的方向，保护头部和脊椎。
出生在马戏世家，干了40多年马戏的陈华见证着这个行业的浮沉。上世纪80年代跟着舅舅的马戏团跑江湖时，马戏是家家户户都没见过的稀奇玩意，一开演，村里的老人就都围到入口提着鸡蛋和蔬菜求张门票。那时候场地还是露天的，没买票的年轻人坐树上、爬房上。演到一半，听到远处有响声，才看到是房上的年轻人掉了下来。
后来马戏不再那么稀奇，却仍是乡村枯燥的生活中少有的调剂。赶上庙会，集市上比过年都热闹，一家好几口一起挤进马戏大棚，“演啥都能听到一片叫好。”
再后来，电视和录音机逐渐普及，追求时髦的风气从城市刮到了乡村。新成立的歌舞团抢了风头，成了农村庙会的主角。一旁的马戏大篷不再是唯一的消遣方式，“不够时尚”，去的人越来越少，马戏也就渐渐走了下坡路。
等到2010年前后，部分歌舞团因演出内容低俗被取缔，生意渐渐难做，到各地演出审批困难，马戏团又重新成为了庙会里的主角。那时恰好赶上房地产开发高歌猛进，几乎到每座城市，都有新楼盘、城市广场要办宣传典礼，马戏热闹、刺激，成了这类活动的宠儿，不少歌舞团老板改行开马戏团。
绸吊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新兴起的杂技节目。十几年过后，近期发生的多起事故，也集中在这个节目。
没有演出的日子里，陈华也不愿闲着，他一遍遍走进大篷检查安全措施，看有没有积水，门口的灯板亮不亮，或是坐在房间里观察两个工人有没有认真刷锅。谨慎是身边人对陈华最直观的印象，陈华说，这都是他“跑江湖”的最宝贵经验。
“带马戏团跑江湖讲究天时地利人和，道理简单，但跑明白的不多。”追求天时好理解，夏秋季不去沿海，春季不去内蒙古，冷时不去山阴，涝时不跑河边，要避风、避寒、避暑。追求地利则需要费些心思，去的地方太小，居民穷，没钱看马戏，地方太大，同行又都来过，马戏常有，也没人看。
制定路线前，陈华习惯拿着地图描画，总体上“哪富去哪”，细节上“不走大路，专穿村镇”。陈华上世纪80年代跟着舅舅跑江湖时，他们爱去跑东北，那边厂子多，工作稳定，“年轻人有闲钱，好面，看杂技一来一大帮。”
接近农历八月十五时，就从东北往南折返回华北，刚好赶上农闲，农民收完了庄稼，马戏场场爆满。等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马戏团就很少往东北跑了，陈华常跟着舅舅去北京，在清河和沙河附近搭棚演出，那时候外来人口多，都在附近扎堆住，兜里有钱，一张票能卖五块钱。
陈华说，带着马戏团跑江湖，最重要的是和人打好关系。如今，人情规则在马戏江湖中逐渐消隐，“出门在外，更多是走审批、签合同。”台下的观众也变成了“一老一少”的留守祖孙们，很少会出现棘手的冲突。
陈华也少了许多“江湖气”，他戒了酒，渐渐不愿意参与饭局，更多时间都抱着手机刷短视频。跑了半辈子江湖，到了职业暮年，慢下来的陈华感受到马戏团的封闭和孤独，远离家人，少有朋友，想说话却找不到人。
干了一辈子马戏，李丙照也常觉得马戏的江湖像座围城。年少时身体好，挣钱也快，还能脱离枯燥的农耕生活。但到了三十几岁，透支的身体开始一点点显现出来，腰不再挺拔，肌肉也不再有力，刮风下雨时几处关节不争气地疼痛。
李丙照也想过换种生活。疫情三年，马戏团一度接不到演出。他去工厂打工，但没有学历，也没有经验，熟练工种做不了，只能拧螺丝，一坐一整天，回家的时候腰疼难忍，他才发现自己已经逃不了了。
他最终接受了这样的人生。没有演出的时候，他拿出平时放在卡车里的自行车，载着朱国珍去集市上遛弯，和庙会里的其他摊主闲聊，生活也悠闲自在。他唯一担心的是不知道自己的身体还能演多久的马术，在那之前，他想和妻子一起把孩子的结婚钱攒出来。
在更年轻的陈超团里，演员王天源也曾试图摆脱这种封闭的生活，他辞去杂技团的工作，去电子厂打工，但同样受不了每天坐14个小时，上厕所都要报备，“过得像机器一样”，又回到了马戏团。
这个年轻的杂技演员今年26岁，已经演了十几年的高空杂技，他说自己越来越感受不到升空和失重带来的刺激，就连在高空中旋转翻腾也毫无感觉，与同龄人去游乐园的时候，他一遍遍坐过山车和跳楼机，试图感受久违的失重感，“但完全感受不到，现在我特别想去跳伞和蹦极”。王天源说。
陈超27岁，穿一身休闲服，刘海蓬松，长得有些稚气，总是一副笑呵呵的模样。有些陈华传下来的老理，他记得很牢，十几岁的时候他因为有观众逃票和观众争执起来，被父亲打了一个耳光，从此他记住做马戏团要包容，和气，不能动火，他也记得陈华对安全的要求，坚持不让马戏团接用吊车吊绸吊的活，也总劝演员少去拼盘演出，每次演出前，他总像父亲一样把舞台的前前后后检查个仔细。
只是如今，陈超有时记不清父辈传下来的老规矩和他们津津乐道的“跑江湖”的故事了。马戏的江湖不一样了，陈超深谙这个时代的“江湖”规则，他不再需要“中间人”，自己也可以弄得明白审批演出的程序。他随车带着打印机，为的是签合同走审批时能随时修改、打印。他重视安全，总把“行业的良性发展”挂在嘴边。他喜欢向重要的客人展示马戏团取得的各种许可和证件，那是他区别于父辈们“草台班子”的明证。
这对父子遵循着各自的“江湖之道”，延续着他们的家族事业。在陈华的“鑫超马戏团”开演的同一个傍晚，一百多公里外，陈超年轻的“鑫超”也打亮了灯牌。这里是完全不同的一番景象：贩卖的饮料装进了小熊形状的杯子，后台的幕布嵌着亮闪闪的金丝，就连原本舞台和观众席之间的安全铁笼都换成了细密的弧面笼网。
演出开始前，环绕的音响放着流行音乐。这是一场更年轻、更吸引人的表演，狗熊踩上了平衡车，演员在场上不停地和观众互动，即使是中场搬道具的间隙，也有小丑出来给小朋友吹气球。
在杂技世家长大的陈超，还想带着这个年轻的马戏团做很多事，往近点说，他想把马戏团的塑料座椅全换成和电影院一样的软席，往远说，他还有很多畅想，他想和社区合作搞演出，和报社合作搞宣传，再“雇个博士生研究策略”，这是他心中马戏团“良性发展”的道路稳定、正规、优质。即使在传统马戏渐渐衰落的今天，这个乐观的团长仍确信，自己和这个年轻的团队将是马戏未来的一角。让半生在“高空”的杂技演员平安落地
